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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湖南】“子胥头悬眼尚睁”-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来源:未知 时间:2021-11-02 10:04 浏览:

  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大堂上燃起许多红字夹着黑字的灯笼,一群清兵和差役持枪和刀分列两旁,清廷总督衙门参议官铁忠居中,右坐汉阳知府双寿、左坐武昌知府陈树屏。他们在审判晚上抓来的革命党人。身为湖广总督的瑞瀓坐在签押房幕后指挥。

  “哼,要我跪?你们是什么东西!满奴卖国贼!”这时几个衙役拉住刘的脚镣往下压,他才坐在地上,依然未跪。

  “你们为什么要强占我们的天下,出卖我们的江山?照直说!”刘复基双拳一举,声振全堂。

  陈树屏态度温和地说:“刘复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你好好照直供。到底蒋翊武在哪里?如果把他捉来,就不杀你,多好。”

  “革命党人是不怕死的,要杀就杀!”刘复基理直气壮地回答,又指着陈树屏骂道:“真不懂你们这些人,甘心当奴才,怎么对得起祖宗,惭愧不惭愧?!”

  铁忠大怒道:“不是好东西,不要问了,杀了!”随即提笔写了“谋反叛逆刘复基一名枭首示众”的斩标,昭示给刘复基看。

  刘复基大骂:“满贼!卖国贼!不怕你杀,杀一个刘复基,还有成千上万的刘复基……”

  于是,众衙役将刘复基推向刑场。刘复基握着两个拳头,左右挥动道:“不要推,我有脚会走!”他神色自若地走出了衙门,见周围看的人很多,边走边喊:“同胞们,大家快起来革命啦!推翻满清鞑子啦!”

  就这样,他走向刑场,和彭楚藩、杨宏胜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时年27岁。

  刘复基公开身份虽然是湖北新军41标3营左队士兵,其实却是革命党中的重要角色。

  他是文学社、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联合成立的反清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常驻军事筹备员之一。

  本来,按照起义总指挥部的最后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然而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10月9日下午,武汉起义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试制炸药时,引起爆炸,孙武面部及右手炸伤,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藏匿医治,所有旗帜、袖章、关防、文告、名册等均被俄国巡捕搜去,清吏拟按名索捕,形势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随部队移防岳州的起义总司令蒋翊武向官长托词告假,已从驻地赶至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准备组织武装起义。这时,刘复基、彭楚藩等人正在讨论起义计划。至下午,有人前来报告汉口宝善里失事的消息,刘复基坚决主张当晚立即起事。他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经过讨论,众人一致决议于9日夜半发动起义。蒋翊武当即让刘复基草拟起义通知,定于9日晚12时城内外同时举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蒋翊武审阅后令人抄写若干份,派人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这个简短的通知对武昌首义起到重要作用。

  通知发出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守候在小朝街85号机关,等待各营举义。当晚机关部人声鼎沸,往来请示举义者络绎于途,刘复基开启留声机,放送音乐,借以掩护。刘复基认为,此处为起义指挥部,自然需要有人驻守,但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不宜人数太多。他几次催促同志们离此险地,见大家都不愿离去,就诚恳地规劝他们说:“革命者虽然不怕牺牲,但可以避免的危险应当尽力避免,何必让敌人一网打尽了呢?”他一直将一位同志送至楼下,方才上楼。

  到了深夜,指挥部忽然听到紧急敲门声,刘复基知有变故,斩钉截铁地对周围同志说:“你们赶快翻越楼窗逃走,我去对付。”

  他手持炸弹,站在楼梯口守候。清军从楼下破门而入,冲上楼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掷炸弹,匆忙间未拉引线,炸弹未爆。清军蜂拥而上,刘复基、彭楚藩被捕。蒋翊武也被抓捕,但因为化了装,得以机智脱险。杨宏胜在给工程营送炸弹途中被军警发现,投掷炸弹受伤被捕。当晚各革命机关被捕的多达30余人。

  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的,其中文学社又是一支重要力量。这个团体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湖北新军各标营,主要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除了社长蒋翊武外,还包括文书部长詹大悲、评议部长刘复基等。这个核心是一个既有同盟会本部为奥援,又在会党、新军、报界中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有革命资历和经验,又不乏革命才具人员组成的战斗集体。至1911年9月与共进会正式合并为止,文学社遇到3次比较大的挫折,都在刘复基等的努力下“航船继续上前”。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原拟响应广州行动的湖北革命党人面临着。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照常进行。为了避免社员“咸失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借谂内外消息,”使得“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不久,他索性退出新军,率两名社员住社办公,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使社务日益发展。社员们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文学社全体社员的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忽遭官方查禁,报馆负责人詹大悲和何海鸣锒铛下狱,情况危急。又是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并嘱各同志慎重”,告以“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由于刘复基等人的努力,文学社的组织活动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近万人。

  第三次则是正当刘复基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磋商联合起义的方案时,湖北当局来了个釜底抽薪,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营起程。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文学社本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刘复基代表社部作重要发言,又布置了驻防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既稳定了军心,又不因起义筹备工作随总司令蒋翊武等人的外调而受影响。

  在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的会议上,刘复基被推为参议和常驻总指挥部的三名军事筹备员之首,负筹备起义的实际责任,“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举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任之。”

  正当武昌起义筹备紧锣密鼓之际,1911年9月中旬,湖广总督瑞瀓得到密报后,来了“釜底抽薪”和“一石二鸟”,将29标3营,41标1营、3营和马队8标3营分别调往郧阳、宜昌、岳州和襄阳等地。在这之前,他还将革命党人势力雄厚的新军31标、32标以“保路运动”的名义而先后调往四川。

  针对急骤变化的形势,9月20日,刘复基主持“召集各代表在小朝街机关部开会讨论应付之策”。他除要求革命党人“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严重危局”,并且正确地分析了新军外调的得失,指出“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调兵遣将,安排专人与随部队外调的代表联络。代表会鉴于蒋翊武所在部队出防岳州,蒋“势必随往”,必须择人代理蒋职。按章程应由原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代任,而代表们都表示,由于“目前事势急迫,请王宪章、刘复基二同志共任之”。 革命党人对刘复基的信赖由此“可见一斑”。

  9月24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秘密会议,研究起义之事。由于起义总司令蒋翊武已随41标3营左队驻防岳州,会议由参谋长孙武主持。刘复基在会上报告了由他拟定的起义总行动计划。计划明确地规定了各标、营革命党人起义时的指挥人员、攻击目标和行动路线。此时,刘复基与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以常驻军事筹备员身份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复基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可见参谋来参谋去,最后仍倚重刘复基作出决策。因此,“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胜利以后,无不感慨,认为这个计划是“最重要的决议”,“后来到八月十九(农历)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因此,革命党人称赞刘复基,就是武昌起义中“运筹于惟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诸葛亮。

  武昌起义筹备工作就绪之际,刘复基等人一边派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一边派李擎甫去岳州邀蒋翊武回鄂相商起义事宜。

  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刘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是晚12时正式行动。

  虽然,这一夜因发生变故,起义未能发动,而10月10日夜里爆发的武昌起义的主要进程,基本上是依照蒋、刘事先拟订的这个起义总行动计划进行的,并取得了胜利。

  “孝孺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悬眼尚睁。革命未成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这是武昌起义成功后,报上刊发的纪念首义三烈士的祭诗。

  刘复基等三烈士牺牲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所以后来鄂军政府为纪念刘、彭、杨等烈士,于他们就义处——原湖广总署东辕门修建了“三烈亭”。武昌有一条从平湖门至阅马厂的东西行马路,叫做彭刘杨路,也是为纪念刘复基等三位烈士的。在阅马场与彭刘杨路交界处还塑有彭刘杨烈士像。

  在他的家乡常德,建有首义小学、烈士祠,以纪念武昌首义的组织领导人刘复基等。

  刘复基虽然只是一个生命个体,可是从武昌起义全过程来看,这个生命个体具有非同一般的能量,如果不是他文学社中发挥“主心骨”的作用、如果不是他在整个起义计划中作为“实际主帅”作用、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刻促成起义发动,武昌起义能如此顺畅?如果不是他以鲜血和生命激起新军的义愤,武昌起义能在要紧时发动?

  历史不允许假设。如果允许假设,试想要是刘复基没有倒在胜利前夜,那么以他的智慧,武昌首义后的走势是否会不完全是后来那样?

  刘复基的生命之火只燃烧了27年。他就像一个火把,在黑暗的寒夜里燃烧得是那么光亮、那么耀眼。

(责任编辑: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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